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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小说家阿特伍德站在人群后头，苍白的脸上露出笑意，前面有孩子将向日葵举过头顶，不见太阳，却能看到蓝天和麦田，旗帜在多伦多街头的寒风中瑟瑟发抖。都能听见枪火中人类的哭泣声，也都能瞭望得见人们脸上的绝望。2022年2月28日，现实赋予我们新的故事、新的情感以及对生死新的体验，让所有人近距离地参与对死亡的想象和窥探。我留意到阿特伍德的帽子，一只脸色发红似陷入愤怒又似陷入对死亡的恐惧中的猫，火焰在远方燃烧，迷途的少年藏在树丛深处暗暗啜泣。一种崭新的现实，被封存在记忆深处的历史与战火中，子弹穿过妇女的心脏。当人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时候，不朽的作家就如同树枝上的夜莺，啼血歌唱，口中殷红的鲜血映照着我们未来的光明，也映照着我们明日的毁灭。现实完全可以忽略掉小说，但小说绝不可以忘记现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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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们眼里，日子长得如同在上演一场没完没了的糟心电影，多数时候，生活让你们感到疲倦，这是当前多数人对生活的态度。似乎只有在新闻或影视剧里才能看到生活离经叛道的部分，而这也正是你们所渴望的幽默、惊悚、恐怖、探险和幻想。你们就用这些东西来取悦已经失去知觉的身体和心灵，长久下来，便失去了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或者写作材质的能力，你们甚至觉得，这只是艺术家的任务，和你们并无多大关系，毕竟人们都是这样过完了自己无趣的一生。这样的话，注定你们将与世间短暂且又寂静的美错过，或许是山谷里尚未被人发现的野花，或许是隐藏在你记忆深处的面孔，也或许是回荡在城市高楼间的哭声。只有清澈的眼睛方能洞察美的存在，美是短暂的，狡黠的，瞬息万变的，当你鼓起勇气寻觅美的时候，美早已消逝在了远山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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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要深入生活，但实际上，我们无时无刻不身处于生活的漩涡里。深入生活的背后实则在强调着一种观念：尽可能去了解旁人的生活，群体的命运映衬着这个时代的普遍性，与内心相比，或许更为真实，更接近真理或生活的真相。人们坚定地相信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依我看，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它在回答文学根源问题的同时，却忽略了贴近艺术本性的一些因素，比如当代生活之外的法则与力量，且令作家盲目地依赖生活，屈从于生活。尽管诸多文学材质镶嵌于生活的缝隙之间，依然不能太过信任生活，多数时候，生活呈现给我们的其实是一种表层的假象，如果以为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生活，便与其背后的真相渐行渐远。对生活的质疑与反思，是作家最基本的素养，人云亦云，或听命于生活期望我们所看到的部分，就无法辨识生活深层的荒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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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读者会将小说人物想象成现实里的某个人，甚或是小说家自己，这也无可厚非，他们试图打通现实与虚构的世界，将小说人物和现实人物完美地对应起来，以此满足自我的窥探欲。通俗地去讲，这其实属于一种功利性目的，他们拒绝虚构成分，固执地认为小说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是一种更为逼真更为艺术的写实或纪实，因而才会将小说人物和现实人物等同起来。和这些读者相比，小说家写小说时，会尽量回避现实，尽管并不能完全回避，他明白，小说人物仅仅只是纸上的生命，是想象出来的生命。小说人物可能来自现实的启发，但他在文本当中被小说家重新定义，赋予新的使命和欲望，从深层去看，小说家借用这个想象出来的生命并非是在描述现实，而更大程度上是在表露自我隐秘而又幽暗的内心图景。这样说可能会叫读者大失所望，可事实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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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都会在生活中寻找素材和语言，但并不代表小说语言同生活语言就是一码事情。相比生活语言，小说语言更为神秘，更富有艺趣，更易将读者带入情境当中，抵达人物心灵。尤其是小说的对话语言，根本不是对生活对话的简单模仿，设若我们在小说中使用口头语言进行人物对话，会很难开展，会觉得格外荒唐和别扭。小说语言是小说家带着独特的体验而创造出来的语言，它并非源于生活，也并非是对口头语言的简单筛选，而是小说家基于人物的一种全新发现，是虚构的语言艺术，背后暗藏着小说家看待现实世界的角度和观点，始终同我们的日常生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能太近，近了容易俗气，也不能太远，远了容易缥缈。小说语言是虚构行为，亦在成长，不断地同现实发生着激烈碰撞，若放在20世纪60年代，曹乃谦的小说语言就是纯粹的土的农民语言，但在方言正在消亡的当代，他的方言写作就会炸裂出先锋感和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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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为了发现自我，为了证实活着的意义。将语言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将脸上的悲伤藏在月色里，压在石头下面，用羞涩对抗坚硬的日头，叹息显得微不足道。语言会不朽，但同时也在被腐蚀，正在日头下速朽，对小说家来说，语言又能改变了什么？能干扰现实世界吗？恐怕只有写才是写作唯一的真理和意义。在语言中，我们创造人物，创造意义或精神，赏览原野的寂静，只是为了证实自己还在呼吸，还在荒诞之中祈祷着，渴求着，观望着。就像卡夫卡，用语言建立密室以便藏身，他是柔弱的、羞涩的、胆怯的，他早已洞穿了谎言，他没有反抗，但他却用语言揭穿并摧毁了谎言，“并在失败中让胜利者汗颜”（密伦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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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不仅在拓展着现实的边界，它更是现实上空的太阳，万物得以显露出温情的样态，并被金光包围。我们在虚构的人物背后听见了自己的呐喊，并发现两个不同的自我正在亲密地交谈着。写作小说和阅读小说其实都是在寻找自我的过程，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对世界充满着疑惑，生活的洪流不断在吞噬着我们早已满是伤痕的灵魂。我们需要借助小说找到自我，这个寻找并不单单指寻找我们的起点或出发点，更大意义上是寻找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在寻找我们孤独或绝望的缘由。福特·马多克斯·福特说：“小说提供了许许多多的人类实例，没有这些托底，灵魂就会在勇敢冒险中失去安全感。”这里的安全感可以比喻为夜空下的烛火，在历经数次内心的死亡后，我们再次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坐在城市拥挤的街头，我们满含幸福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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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被界定或阐释，尤其是语言里扑面而来的刀锋般的冷峻之气，超越了当前多数人的惯性认知，是好小说的重要标志。这多是源自小说家对现实的大胆幻想和背离。幻想并不意味着完全背叛现实，也不意味着如孤魂野鬼般在荒野里四处游荡，在小说语境下，它是在强调在路上行走的状态，一种开放的精神，意味着在这个短暂的时刻，完全可以从人物身上跳过，不再关注情节发展和人物的喜怒哀乐。也就是从故事云雾里暂时抽身出来，尽可能地摆脱掉那些表面看起来正确的人生经验，摆脱掉乏味的因果关系，不必再接受逻辑的压迫和裹挟。为离奇的语言和情节插上翅膀，让它们飞得更加遥远，让故事远离现实虚伪的语境，让自我在飞腾的过程里感受到强烈的真诚和怜悯。看似混乱，然却穿透事物的本质意义。我在此指明的并非幻想小说，而是一种可贵的幻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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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会过度夸大日常生活世俗的分量，以至于忽略掉了另一个维度神性的未知面，这个未知面是一个因人而异的变数，同个人的思想深度、历史观和天赋等诸因素有关。一部小说杰出与否，不是由世俗生活决定的，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未知面决定的。世俗生活只是为我们提供了想象的土壤和创作的参考系，它无法提供云层上空的灿烂和辽阔，更无法提供现实真正的价值。E·M·福斯特认为日常生活由两种生活构成——时间意义上的生活和由价值来衡量的生活，我们的小说写作基本遵从着时间的逻辑顺序，讲述的往往是俗世的生活故事或时间意义上的故事，但这样做，势必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即忽略了由价值来衡量的生活。那小说能舍弃时间意义上的生活吗？也就是完全摧毁我们的世俗生活，只去表现价值和未知面，福斯特断言，这种实验，注定失败。也就是说，小说写作既不能抛却世俗意义的时间关系，也不可舍弃深层的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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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讲课的过程中，学生其实能听得出来，我不大喜欢现实这个词，但内心里又不得不承认，对于一个小说家素养的形成，没有什么比它更重要。无论骨子里是厌恶现实或者现实主义，都无法离开它的影响，这当然不仅仅指小说里的故事、情节、人物、指向、悬念、叙述动力等，现实在为我们提供一份客观有效的材料，这份材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观念、思想，以及对某件事情或人群的看法，当我们聚集了足够多的原材料，也就为我们所要传达的意义找寻到了支撑点。因而，我们才常说，学富五车的人未必就能做小说家，恰恰是那些经历了生活的诸多磨难或是有着丰富阅历的人，更容易做小说家。阅历就是现成的一手资料呀。这种人不用深入生活、四处采风，也能轻而易举地写出让人无法忘却的小说，托尔斯泰、海明威、路遥、胡塞尼就是这样的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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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能会以为我说的现实，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这当然是一种误解。现实的背面还依附着非理性、神学和民间传说，也包含支离破碎的如梦幻般的暗物质，它为我们提供童话世界里的纵深，为我们提供同现实主义文学完全不同的色调，身在其中，获得一种万分紧张的悬浮感，同月亮给予我们的细密感受极为相似。假若在我们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只是遵照我们的日常感受，就完全曲解了现实的真谛，可以说这是一种狭隘的理解。广义地讲，同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事物均是现实的一部分，远古时代的图腾和神话，今天我们依然在信用的民间法术，均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命运。假如我们在书写现实的时候，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作品也必将失去浪漫性、悬浮感和神秘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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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洞察现实广阔的一面，取决于是否具备感性或敏感的性情。感性的品质好比暗处深邃的双眼，是感知的基础，也是感知的本质。一位青年作者是否能够成为一名小说家，不看他是否做了多少的练习，背下了多少首唐诗宋词，也不看他是否在上学阶段发表了几篇作品，或者得到了某位作家的肯定，而重要的是看他是否具备敏锐的感知能力和警觉，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是一种天资，有些人生来就要比他人感性得多，毫无疑问，它是写小说的一笔财富。感性提供给我们具体的感受，以及对事物清醒而又真实的把握，有了这些，我们就可以做到原原本本地还原一些事件或模糊的记忆，它教会我们重新认识一切，重新赋予故事全新的意义，其中又暗藏着一个从现实向想象世界飞跃的过程。所以说，感性或敏感的性情，也是想象的前提，没有感知，想象也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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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降临，是为了等待太阳；放声大笑，是为了迎来泪水；在语言与现实间搭起桥梁，是为了俯瞰灵魂。我们活在漫无边际的虚空中，进则跌落山谷，退则两耳昏昏，双腿沉沉，被河水猛然卷走。巨大的荡漾，如雪走荒野，枯枝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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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会无缘无故地厌恶自己，坐卧不安，心神忐忑。生活里的自己，双翅被重重捆绑，胆怯懦弱，个性阴柔，缺乏阳刚之气，不够洒脱，这样说，其实非常矫情，障碍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强加的，并没有谁能真正绑架了自己的心。我向往离群的生活，在风光秀丽的山谷里安静写作，却又害怕那种回响的寂静，此前我曾试过在野地里独自待上一夜，但还未到凌晨，野地的风声就让我心头发怵，昏暗中，槐树被摇得东摇西摆，悬崖下面传来一声声的嚎叫，只好作罢，连忙返回家中。不写作时，身处纷纷扰扰的各种关系圈中，有时会感到失落，有时也会获得许多的快乐。大概只有面对心头的故事时，才能回归到平静清澈的状态中，可坐在电脑前，又会不由自主地胡思乱想，许多念头浮现出来，正经的写作时间似乎并没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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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说相比，生活毫无秩序可言，它充满着非理性的、不合逻辑的、疯狂的因素，从不需要稳定的结构和线索。所谓的日常生活轨道，完全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或者说是自己为自己设定的，以让身体和灵魂平静下来，更好地安居。我们是活在自我的假想当中。看得清未来，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未来深不见底，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好的小说也许能够预见一些将要发生的事实，但也只是涉及很少的一部分。小说在整理我们的生活和其中大大小小的事件，也可以说，是在整理我们纷乱的生命。小说必须有结构，就像衡量生活时，必须有时间概念一样，所以小说人物的生命一定是辉煌的，是光芒四射的，是富有质感的，是能够感知到死亡存在的。当我面对人物，我会让其处于艰难的处境当中，会去逼迫他直视生活无穷的尽头和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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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小说被人们严重轻视，甚至看扁。《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足以看出小说在以往人们心中的地位。今天我们似乎已然将小说拔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谁也无法离开小说，不夸张地讲，不读小说的人，是不愿直视内心且格外不幸的人。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多数人的眼里，小说依然是提供消遣的小玩意儿，上不得台面。前不久在西北大学，一位研究明清小说的老先生讲，他曾被一位物理系教授当面质问研究小说的价值，在这位教授心中，明清小说大多是些邪门污秽之书，满纸荒唐言，句句胡编乱造，研究这些东西，有何益处？老先生讲，后来每逢碰上这位教授，他都会低头急速经过，免得再被丢笑。这并非玩笑话，而是小说的现状，人们一边享受着它的美好，一边又冠以其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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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现实，我常有一种直视太阳时睁不开眼的感觉，内心充满着深深的焦虑和困顿。回到故乡，村庄日渐荒芜，曾熟知的老人纷纷离世，麦田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多一个长满杂草的坟冢，许多小孩已经不再认识我，我似乎也成了这里的一个过客。返至城市，日日在盖楼，夜夜在变化，这里没有我的亲人和熟悉的土地，没有我的血脉和想象，我是街头的孤魂野鬼啊。我恐惧人群和社交，恐惧复杂的人事关系，不愿出门，又不得不出来，我的灵魂无时无刻不在暗自啜泣。写作解救了我，让我找到了一条通往童年的小路，我在虚构中同人交往，在虚构中体验死亡和遗忘。村庄里那么多的人都被彻底遗忘了，那么多的故事也被风吹散了，那么热气腾腾的生活也逐渐在寂静中死去。只有文学能够记住他们，也只能在小说里去陈述我们的过往、现在、死亡和无限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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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生活没有冒犯，小说就将如同被雷电击中的树干一样，在风中寂然死去。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异和不平衡当中，生生死死，既悲又喜，生命不断地被修正篡改，却只能小心地活着，而小说家的天职就是替众人放大身上的伤痕，唤醒人们麻木的精神，以看清自我的处境和内心的动荡。小说无时无刻不在反思着现实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它是生活的天敌，这也就导致了许多人不敢面对小说和小说家，因为害怕小说戳穿了他们编织的美丽的谎言。把小说形容成匕首，是不妥当的，它与现实并非针锋相对的关系，而更像晨光，在黑夜弥漫的时刻，忽然照亮大地，让万物都显现出自然的状态，赋予生命新的活力与生机。它为受伤的人疗伤，为幸福的人留存美好的瞬间，为失意的人找寻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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捂住伤口，独望冷月，是一种命题。

让爱的火焰在冬日里熄灭，是一种命题。

虚假的，涣散的，不安的，干涸的，懊丧的，同样是一种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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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活在语言里，它同现实的距离，就是大地到星空的距离。

含混不清，模棱两可，它像娇羞的少女一样低垂着眼帘，背对现实，是一种时刻要逃离的状态。只在月色轻柔的夜晚露出纯情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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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曾在国外一次演讲中谈到他的追求：为折断了翅膀而奄奄一息的麻雀来疗伤，为濒临死亡却还坚忍地活着的麻雀的生命而开口高歌。对应的他还谈到了在天空自由飞翔的小鸟，并将这称为另一种不能忽略和不能否定的现实，多数时候小说家和诗人会选择赞扬天上的小鸟，而忽视了在泥沼里挣扎着的麻雀，毕竟这样做，写作会格外安全，而且充满着诗意和浪漫，读者也更能接受。而选择为折断翅膀的麻雀疗伤，就意味着自己也得陷入泥沼，陪着麻雀经受同样的苦痛和磨难，意味着要离开写作的舒适区，直面现实中的黑处。那黑处，有底层热腾腾的生活，有美好的和肮脏的，有爱有恨有欢喜有眼泪，直视现实的黑处，需要和现实发生摩擦的勇气。并非要求小说家都去关注黑处，而是当多数人都去选择赞扬飞翔的小鸟时，提醒我们不该忘记地上挣扎的麻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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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为了救赎自我和他人，而非将人们带到绝对的黑暗中，蒙上双眼，并推入万丈深渊。小说家尽管看待现实的眼光是悲观的，但写作让他重建了生活的美学秩序，理解了生活，谅解了人们的欲望和罪恶。对我来说，写作似乎成了唯一的无可奈何的选择，我不知道除了写作外，自己还能干点什么，我的沮丧如同北风一样，说来就来，将我浑身浇透。只有写作时，我才能和人们友好相处，明晰他人的意图，神经松弛，我完全分裂成了两个不同的自我，一个在现实的处境中摸爬滚打，碌碌无为，一个在写作的语境中浴火重生，我用写作释放内心的恶念，助我像一个古时的英雄一样舍己助人，行侠仗义。写作替我拂去了昨日的忧伤，并不断带来明日新的期待。小说看似和现实势不两立，实则是水乳交融的关系，它让我们在幽暗寂静的坦途中看到了理想的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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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文学里存在着一个整体世界，且因写作而变得真实且完整的话，那我们不应该只是去呈现其客观的部分，了解到的部分以及现实的部分，更应该涉及与客观所对立所矛盾所对抗的唯心论的部分，主观的部分，被灵魂之光暂时遮掩的部分。这也就决定了小说家一生的使命，是在呈现一种模糊的现实，一种真实的假象，一种虚假的真实，一种客观与主观之间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家若要展示现实的客观性，就必须毫无保留地穿透自我，对自己进行最严格的查问和审判，就需要将自己的意识世界完全地展现出来，以唯心映照唯物，以自我的暗影去介入现实，介入客观，最终达到艺术上的平衡点。也就是说，小说家先触摸自己的心灵，才能触摸外在的世界，先要找到自己，才能找到虚构的人物，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自我和现实统一，并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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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回避现实，这一点毋庸置疑，难度在于我们该如何回应现实，或者说该如何回应这个时代整体的情感思潮。这个回应，是否包含顺应的意思？顺应不是迎合，而是替代他者表达一种群体情绪，至少能让多数人感同身受。从这个角度理解，回应包含着顺应，回应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回答。即替代他者回答造成这种群体情绪的根源。小说家当然没有力量解决时代问题，但至少该清醒地认识问题的本质所在，这永远都是小说家的光辉使命。顺应也意味着力争在小说中消除现实中的隔阂和差异，让身份悬殊的两人能够彼此理解，同情对方身上的苦难遭遇和悲苦，意味着小说家要设身处地地为人们着想，能够不自觉呼吸这个时代的愁绪和快乐。我们现在的小说文艺腔太浓了，片面而又主观地摄取现实镜头，未能将泥沙俱下的生活完整地反映，这是一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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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在回应现实的过程中，我们过分地强调小说的艺术性，以至于在材料的选择上过于精致，过于谨小慎微，只挑选在我们看来能够击中读者的生活部分，这样一来，势必就忽略了那些无聊的、平庸的、乏味的、空洞的、重复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在靠近生活的本质，实际上却同生活渐行渐远。毕竟构成我们生活的更多是后者，而非前者。前者是偶发的，后者却是生活的常态。不得不承认，这是今天文学读者越来越少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读者喜欢读范雨素、陈年喜、余秀华等人的作品？他们在表现事实的时候，极少进行所谓的纯文学意义上的艺术选择，而是真实全景式的书写，提供给我们的是可信的情感样貌。我并非是在全盘否定文艺腔的小说，只是在表达一种失落。可现在就是这样的作品却常被评论家吹上天，真想用木棒敲掉他们那金光闪闪的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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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和散文不同，更在意它的形式，可尽管如此，小说同样需要散文式的真情和质朴，这点恰恰被许多人忽略掉。真情意味着真实地直面现实，不欺骗，不伪造；质朴意味着表达上有天真烂漫的一面，意味着精神内里的纯洁，有人道主义精神，有人性的亮色，有抵达自由的温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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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已成为精神上的流亡者，不愿跟随潮流，不愿回到过去，甚至距现实语境也愈加遥远。这种境况下，个体是虚弱的，语言是无力的，根本无法囊括现实，这恐怕是我们引以为傲的语言自身的缺失，或者说是小说自身的缺失。语言可信吗？语言是否也存在欺骗？有时在现实面前，语言显得过于深情、暧昧或含混，以至于遮掩了本该被观照到的事实。我们已认识到生命的短暂和脆弱，尤其在青年阶段，容易迷失在潮流和语言当中，而忽略了现实自身的悲苦以及众生的苦难，自觉或不自觉地丢掉了愤怒的、忧郁的、自省的、怀疑的、批评的精神与信仰。至少要不断地离开原地，离开便意味着改变，意味着逃离密不透风的外界的声音，保持一种警觉而又干净的状态。当语言被赋予了过多的激情、想象、感觉、风格时，语言是否还有自由可言？语言就是我家门前的椿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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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沦落，一如不存在视线。

视线里的是局部在自然界的消隐，是幻影燃烧后的黑灰。我们时刻都在被眼睛欺骗，被视野蒙蔽，在找寻皮影般的哗哗闪动的童年中，我们追随的是语言，是一堆符号，是空荡荡的词句。我们让位于想象，止步于隐喻的屏障，企图得到现实的宽慰和谅解。可至少从椅子的叹息中，从荒漠悲鸣中听得出来，一切的努力、挣扎、恐惧和苦痛都只是一场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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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暗中挣脱，在光明中隐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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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闹散去时，小说刚开始。小说也看现实的热闹，但不凑热闹。小说是孤僻的少年，藏在母亲身后，透过人群缝隙洞悉一切。情绪就像生铁，月光下闪烁出冰冷的银光，无论或喜或忧，默不作声，俯身喟叹。对热闹的淡漠，犹如隔岸观火，并非指向撤离，而映衬着一种无边无际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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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以证实自我的存在。

除此之外，还能找到别的途径吗？我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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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孩子，从未长大过。除了在现实里。

我活在蜗牛壳里，活在它早已逝去的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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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里，重复其实也是一种道德，它象征着一种坚固的符号、坐标或看待物象的角度，意味着你在很长时间内思考同一个问题，以不同的形式、角度还原同一个场景、人物、记忆、历史和童年。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一生当中表达的命题不超过三个，这是我一贯的偏见，因为他清楚，尽其一生，也未必能将一个问题表达透彻，也未必能找到一种别致的表达方式。杰出的小说同样呼唤杰出的读者，杰出的读者会嗅到小说家微小的变化，会感知到小说家灵魂的边界。糟糕的读者会忽略这些，只会一味地指责。他们更适合读口号和哲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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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试图重新阐释道德，但万不可宣扬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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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愤怒的夜晚，你是干瘦的月牙，是原野上的雪。

我们寄生幻觉里，毫无保留地拥抱眼泪。生命也是一个幻觉，它有时在黄沙漫卷的天上现出模糊的面影，有时被风卷走，不知下落。我们在等待，等待一个词语，一个征兆，一个濒临死亡的水滴，生活在压榨身体，也在压榨着想象。如果可以短暂回到过去，人人都会成为英雄，去找时间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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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雀是天空的受难者，野兔是大地上的受难者，灵魂是肉体的受难者。受难是精神内在的呼吸，是向现实边境的逃离，是认清处境唯一可信的途径。受难者都是清醒的人、善良的人，受难让人难熬，却是精神的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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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暗的日子，秋雨还在落，大雾遮住了山脊。我站在石桥下面，听到了却是绝望的哭声，眼泪汇成了历史的河流。眼泪是真实的，无用的，更是空茫的。人总在悲愤的时间里跪倒在地，在无眠的夜晚里心如死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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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视星空，泪流不止，才能看到真实的自我，才能听到焦虑的、不安的、脆弱的、颤抖的心跳声。面对生活，我常跪在埋着亲人的土地上，啼血彷徨，只有将自我逼入现实的绝境中，头破血流时，才能感受到深层的疼痛。在这样的紧张关系里，我能找寻到一种平衡吗？我真是愈发地胆怯了。

范墩子，西安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室专业作家。1992年生于陕西永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委宣传部文艺百优人才。在《人民文学》《江南》《西湖》《青年作家》等期刊发表大量作品，已出版《抒情时代》《虎面》《我从未见过麻雀》《去贝加尔》等多部作品。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曾获首届陕西青年文学奖，第十六届《滇池》文学奖最佳小说奖，第二、三届长安散文奖等，西安翻译学院驻校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