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3年6月18日晚，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15期“如何准确理解和正确应用政府统计数据暨《透视中国政府统计数据：理解与应用》新书悦读会”由北大国发院与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举办。新书作者、北大国发院特约研究员许宪春应邀做主旨演讲。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增长实验室主任伍晓鹰，北大国发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分别做点评，许宪春随后进行回应。本文根据三位老师的点评与回应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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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晓鹰：我想先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要回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我写了一篇系统性的挑战国家统计局工业增长率的文章。1996年，当时在国家统计局核算司工作的许老师把那篇文章翻译成中文，并且在国家统计局内部相关统计司、处进行传阅。我到北京后，许老师特地安排我与统计局多个司处的同事们见面。很明显，我是作为学者对官方数据发起了挑战，但许老师以及他的统计局同事们的态度特别好，以非常开放和诚实的态度对待我极其尖锐的问题。我和许老师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其实我对国家统计局增长率数据的挑战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难能可贵的我和许老师的友谊也从未间断过。正是他丰富的关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专业知识以及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加深了我对中国统计数据问题的理解。

还有一件事也说明了许老师的影响。在麦迪森计划将他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翻译成中文时，希望我能够推荐几个中文译者，我的名单中就有许宪春。他看了后说：“我喜欢他！”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这么大一个国家，经济如此复杂，要从计划经济和前苏联体制的影响下走出来是非常困难的，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旧的国家统计制度如何向国际标准转型，非此，无法进入国际市场和国际社会。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工作，要有一个人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并且全力以赴地推进这个转型过程是特别不容易的。正是许宪春和他的团队接受了这样的挑战。也因为这本书的翻译需要理解以GDP为核心的数据问题，所以许宪春是最恰当的翻译者。大家知道后来我也参与了这本书的翻译工作。记得麦迪森为了中文版的发行专程来到中国，特别希望造访杭州，因为它曾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朝代南宋的首都。当时我陪麦迪森先生先行，正在其他城市有活动的许老师随后赶到，我们一起在西湖和“宋城”度过了一段极为难得的美好时光。

回到我们今晚的主题上，许老师的新书及演讲的核心是作为公共产品的国家或政府统计问题，这很容易让人觉得非常枯燥，你如果真有兴趣参加这个讲座肯定是在工作中必须用到这些数据，或者是因为经常碰到一些国家统计数据无法解释你所关心的问题而困扰。我觉得，如果换个角度，我们还是可以扩大范围，让更多的人关心这些统计数据的。今天，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难正在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中国经济非常庞大而复杂，这不但使它的转型更加困难，也使转型中的问题更加复杂，所以需要更可靠的统计数据和基于这样的数据所建立的统计指标。这不仅可以使政策制定者更好地把握问题的性质、问题的程度，以及其在国际比较中的位置，从而制定更加有的放矢的政策，也可以使公众或每个经济参与者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计划，以应对这个经济转型可能对自己造成的影响。

我们可以再具体一些。其实，所有经济转型的问题在本质都很简单，那就是如何提高生产率以克服成本上升。提高生产率不仅要依靠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制度重新，这两者都有重要的价格含义。理解这样的问题离不开尽可能准确的投入-产出统计以及相应的价格统计，也离不开尽可能准确的对初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的流量、存量以及相应的价格统计。经济学家们有各种如何通过观察这些指标以理解和分析经济转型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但如果这些统计数据是错的，他们仍将无所适从。

关于如何改善国家统计数据质量，根据多年的国际经验，我认为如下两点非常重要：

第一，国家统计数据是公共产品。我们需要普及一个可以说是被遗忘的常识，那就是由政府搜集、整理、编辑并发布的统计数据并不是仅为政府服务的，而是为公众服务的。与私人所有并且服务于私人利益的私人产品不同，它具有完全的公共产品性质，因此必须是“利益中性”的，不代表国家、任何政府机构、任何人、任何集团的利益。国家统计部门使用公共资源进行生产和管理数据，但它并不是，也不应该是统计数据的排他性所有者。可以理解国家机构或者为了国家（公众）利益或者为了自身（政权）利益使用和解读统计数据。同样道理，任何个人、机构、团体也可以完全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和解读统计数据。两者都与统计数据的公共产品性质不矛盾。我们可以假定中央政府会尽力维持统计数据的公正或“利益中性”的地位，但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对统计数据如GDP增长率的干预则是屡见不鲜的，这显然违背了公共产品的原则。被歪曲的增长率不仅会误导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也会误导私人投资者，扭曲资源配置。强调政府统计数据的公共产品性质同样有利于公众对统计数据质量的质疑，促使国家统计部门必须义不容辞地，以完全透明的方式提供统计数据的构建和核查方法，必要时在独立监督下以再核查（如通过抽样）的方法回答公众的重大质疑。在这样的原则下，其实也就是在联合国国民核算账户体系（SNA）的框架内，我们就不难理解各国的统计数据作为公共产品应该是共享的，是服务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的，而不是仅服务于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自身利益。这在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各国在如何重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上莫衷一是的当下，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开放与竞争才可以提高统计数据的质量。这个观点可能会让很多人不解，或者认为它与我们所讨论的主题不贴切，其实不然。本质上，竞争与产品质量的关系在公共领域和在私人领域是一样的。垄断条件下公共服务的普遍低效率、低质量和高成本应该是众所周知的，这恰是各个政府部门引进竞争性公共采购政策的初衷。考虑政府统计数据的性质，将数据的生产和质量检测过程向专业使用者开放是关键性的第一步，核心是必须接受大学和其他政府机构研究者的质疑和建议。国家统计局更多地向学者开放意味着让学者能够在研究中接触到更多的基础数据，并就发现的问题与国家统计局有关司、处的统计人员进行交流。正式的交流应该在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进行。这样做有很多好处，首先它使统计部门必须公开面对并且回应质疑，这既促使统计部门寻求改进，也会刺激其他学者提出替代方法。这个过程也会引起理论和方法上的学术竞争，因此有利于更准确地发现问题，改进现行统计指标，甚至建立新的统计指标。西方很多国家政府统计工作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比如美国有五个独立的统计部门，它们之间可以有尖锐的问题和批评。虽然它们和学术机构的关系很密切，但是也经常挑战学者们的建议。这些都有利于提高统计数据的质量。目前国际上涉及经济统计和宏观测算的学会有好几个，其中主要的是国际收入与财富学会（IARIW）、国际投入产出学会（IIOA）、国际生产率学会（KLEMS）和宏观经济测算学会（SEM）。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是这些学会的创始人和一些激烈辩论的组织者，如库兹涅兹、列昂惕夫、乔根森等。在这些学会的年会上我们经常可以见到来自各个国家统计部门的研究者活跃于不同主题的分会上，而且他们的合作者经常是来自著名大学的学者。就是他们之间竞争性的探索促成了SNA的几次重大修改。与其抱怨“西方”制定了规则，我们为什么不能积极地参与其中呢？

黄益平：许老师的内容很专业，不一定所有听众都能听懂，但这些专业知识正是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的。伍晓鹰教授刚才说他是国家统计数据的挑战者。我记得30年前伍教授第一次来我工作的学校做讲座，当时，他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到底有多富裕》，研究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这个研究非常有意思。客观来说，他确实是对官方数据有怀疑才做了这个研究，在国外也受到了很多关注。因此，我一直非常佩服两位老师从不同角度所做的研究。许老师长期在统计部门研究如何改善我们的统计数据，而伍晓鹰老师提供了其它非常好的研究角度，包括他和麦迪森合作的中国经济长期数据。

我认为统计数据确实非常重要。我曾在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和市场中进行经济分析，经常有人问我在不同场合下的工作有何区别。我认为虽然工作内容都差不多，但对于数据的需求和看法却有所不同。

我们常说，许老师是统计数据的生产者，我们是统计数据的消费者。这说明统计数据在我们的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中国的统计数据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早期的数据，与国外的一些投资者和专家交流时，他们往往会质疑数据的可靠性。因此，我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解释和说明数据的真实性。

这背后衍生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数据的可靠性非常重要；二是我们需要做一系列的研究和措施来提高数据的质量。许多人可能并不了解我们统计部门在过去对数据质量提升所做的努力和措施。因此，像许老师这样的学者出版的书籍是非常重要的，它让我们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好的经济数据和统计数据是我们做出好的经济决策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这些数据，我们将很难制定出有效的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一政策体系在大萧条后逐渐形成。许多国家的央行常常会被提及是否要降息或加息，这些政策实际上是为了管理经济周期。然而，要实现经济周期管理，首先要了解当前经济是处于下行还是上升，以及速度快慢，这些都需要高质量的经济数据。如果无法清楚地了解数据，就无法做出正确的经济决策。

过去，我们的数据也受到了很多批评和质疑，其中一些有道理，也有一些没有道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统计数据就近似于一个黑箱，很难像许老师一样条分缕析，最终确定这些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为什么我觉得许老师的这本书很重要？因为我自己也从中获益良多。统计数据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很多经济建设、经济决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我刚才举的是政府的例子，但对于每家企业和每个投资者而言，统计数据也非常重要。如果你不知道价格变化的方向与速度，，你所做的很多决策将来都会出问题。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的总体理解。

下面我想分享三点读后感：

首先，国家统计部门在改善统计数据质量方面做了非常大的努力。国外的一些专家或者投资者经常对我们的统计数据进行诟病，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GDP数据不准确。有时候看上去增长了，有时候又下降了，但是按同比来看，增长却非常稳定。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政策做得非常好，把经济搞得非常稳；但另一方面，一些人会质疑这个数据是否真实反映了实际经济情况，认为它是经过加工的结果。这个问题过去确实存在过。但在许老师的书里，我特别推荐大家看第一篇，讲述了我们新世纪以来在统计数据质量提升方面所做的非常重要的工作，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搞经济普查，二是建立企业线上直报体系，三是对服务行业做的统计调查，四是家户调查。许老师的书里都有详细介绍，不再赘述。

其中，线上直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统计数据过去往往不准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地方官员在影响数据。有学者研究发现，官员的晋升与当地的GDP数据有关，那么地方官员就有动力去影响这个数据。国家统计局做的就是让企业直接向国家统计局报告数据，而不是通过地方政府，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这个问题。

国际上也有很多学者、投资者感受到这些年来我们统计数据的质量提升。当然，我们也不能期望任何一个国家统计数据都是100%准确，因为很多技术性问题都会影响数据的准确性。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应该承认国家统计局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的数据准确性确实有很大的改进。

第二点，作为经常使用统计数据的人，我发现有时候官方数据和我们的直观感受有很大差异。例如，当我们看到消费者价格指数时，很多人会认为官方数据不准确，因为我们每天去买菜、买肉、买米，价格都已经涨了10%、20%甚至更高，但官方统计显示CPI只上涨了3%，这时我们就会觉得官方故意压低数据。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可能与个人感受的偏差有关。我们经常接触的是食品价格、能源价格等上涨的商品，所以我们就觉得价格涨得非常快。但实际上，消费者价格指数是一个大篮子，里面包括了很多商品，比如一些家电产品的价格其实在下降，而我们可能没有感受到。因为我们不经常购买这些产品，所以我们对其价格下降就没有直观感受，也不知道它的价格具体下降了多少。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个人的感受和统计数据的结果可能会有差异，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数据有误。

在我从事市场工作时，我曾有过一个感受，即在投行中，经济分析师负责宏观分析，策略分析师负责微观分析，股票分析师则负责个股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发现微观分析师比宏观分析师更悲观。但我也意识到，这可能是因为微观分析师更多地关注企业细节，而这些细节可能会导致他们对整个市场的看法更加悲观。因此，我们个人的感受和观点往往会受到我们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角度的影响。

再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想了解最近经济的情况，我们可能会去海淀区找一些人聊天。但如果我们聊的人都是那些经济状况比较差的人，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更倾向于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担忧。这并不是说他们有意引导我们获取不准确的信息，而是因为这些人可能更有动力和需求来表达自己的看法。相反，那些经济状况比较好的人可能会更倾向于保持沉默，因为他们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感受需要表达。因此，我们需要注意到，强烈感受的人往往只能提供部分观点，而这些观点可能并不能代表整个市场。我们需要通过综合各种数据和观点来形成自己的判断和决策。

从数据的宏观场景来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公众和市场的需求。统计部门应该更多地与公众和市场进行沟通，以便更好地解释数据和指标。如果我们制定了非常技术化和完整的指标，但公众的直观感受差异太大，那么这些指标就没有发挥更好的作用。因此，我们需要与公众和市场进行更多的沟通，以便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和关注点。

除了竞争之外，我们还可以想出其他方法来与市场进行更多的沟通和交流。例如，当我们发布指标时，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背景信息和解释，以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数据和指标。例如，如果我们说消费者价格上涨了3%，我们可以解释其中食品价格上涨了10%，而电器价格下跌了5%，因此总体仅上涨3%。虽然这些信息可能并不适用于大多数人，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公众对数据和指标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最后，我认为改善统计数据质量应该是一项长期任务。对国家而言，这可能涉及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因素存在。

第一个因素与改革有关，我们要下决心推进有价值的改革有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对自己的统计数据有一些特殊的偏好。我曾经去过一些企业进行调查，包括有些专家会说政府不希望我们报道经济不太好的消息，担心影响面子和政绩。虽然我们有《统计法》，但政府官员仍然会出于自己前途的考虑，或者政府为了其他原因而直接或间接地干预数据，从而造成数据不够准确。如果存在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逐步减少它呢？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让企业在线直报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但并不能100%解决这一问题。我并不是统计专家，但这方面确实有进一步的工作值得做。。

第二个因素与产业发展有关。我们有时会对已经发布过的经济发展和GDP数据进行调整。我记得我们曾经两次调整过GDP数据，每次都增加了规模。这是因为过去的统计方法更多地关注实物生产，而服务行业和新兴业态的统计则相对滞后。在修正数据时，发现有一些活动没有被包括进去。随着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我们需要更好地统计数据。统计数据对政府、企业和个人都很重要，但永远有提升质量的空间。

对于这两个方面，我们国家的数据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许局长为此已经做过很多工作。他这次出书也有助于相关统计工作的改进，因为可以有更多人通过认真学习他的书和文章，理解数据如何产生，以及为什么有些看上去不太可信的数据实际上是合乎逻辑的。需求的进步往往就会带动供给的进步。

许宪春：非常感谢伍老师和黄老师的点评。正如伍老师所讲的，我们之间有了25年的交往。他自称是政府统计数据的挑战者，虽然我曾经长期在政府统计部门工作，但我认为我们之间并没有矛盾。实际上，我并不赞同伍老师的所有观点，但我非常欣赏他认真研究问题的精神。我也愿意与各种挑战者交往，包括那些质疑中国政府统计数据的学者们，因为我相信兼听则明的道理。

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去评论某个人的观点是否正确，而是把一类问题归纳到一起进行解读。对于学者们的质疑，我会认真思考这些质疑是否正确，如果正确，我们应该如何改进我们的统计工作；如果不正确，问题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解释，才能起到解疑释惑的作用。我认为这对于改进政府统计工作非常有好处。如果大家在公开的场合都对统计工作唱赞歌，但私下里却指责统计数据不准确，那才是糟糕的。我认为应该认真听取不同的声音，这样才能看到我们的工作存在哪些问题，才能改进我们的工作。

在国家统计局工作的时候，我组织撰写和出版了一系列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操作手册。有些同事担心这些手册公开出版后会被学者们挑毛病。我说不用担心，只要我们认真工作、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还跟我的同事们讲，学者们发现问题是好事，有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从不排斥学者们的批评，包括伍老师提出的尖锐批评。黄老师提到的批评文章，抱歉我没有看到，如果看到，我会认真学习吸收的。

两位老师都提到了一个观点，我非常赞同，那就是政府统计数据的重要性。无论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分析、政策制定，还是学术研究，政府统计数据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政府统计数据，许多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都会受到很大的制约，有关政策的制定也会缺乏依据。

我也非常赞同两位老师对于政府统计部门开展的统计改革工作的肯定。国家统计局为了改进统计数据质量开展了一系列统计改革工作。比如刚才黄老师提到的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统计调查制度改革，国家统计局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资质的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房地产开发业企业调查采取了联网直报的方式。国家统计局通过联网直报系统把调查表推送给企业，企业填好调查表后，通过联网直报系统报送到国家统计局。各个地区统计部门可以查看本地区的企业数据，但无法查看其他地区的企业数据。各个地区统计部门如果发现企业填报的数据有问题，不能修改，必须追溯到企业。企业认为填报的数据有问题，可以修改，但中间任何环节都不能修改。这种联网直报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中间环节对统计数据的干扰。我认为这是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关于统计数据的准确性。黄老师刚才说过，没有人敢保证统计数据100%准确。因为统计过程非常复杂，影响统计数据准确性的因素很多，的确很难保证统计数据的完全准确性。

政府统计数据受到质疑也有许多不同原因，其中之一是因为不同的群体对同样的统计数据的感受是不同的。我借此机会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2003年，我陪同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到意大利统计局进行访问。意大利统计局局长问我们，“你们知道街上的人游行是为什么吗？”我们说不知道。那位局长告诉我们，意大利统计局刚刚发布意大利经济增长数据，数据表明意大利经济已经恢复了正增长，但是游行的人说：“我们连工作还没有，经济怎么可能恢复正增长呢？”他们认为统计局数字造假了。但是另一面，意大利经济部又抱怨说：“意大利经济早已经恢复正增长，统计数据太滞后了。”由此可见，不同的群体对同样的统计数据的感受是不同的，因此，一些统计数据，无论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还是其他国家政府统计部门发布的，都有可能受到质疑。

刚才黄老师提到，一些产品价格大幅增长，比如粮食、猪肉、蔬菜、水果等，但是CPI涨幅却并不高。这是因为有些产品价格上涨，但也有一些产品价格下降。而我们更容易感受到价格上涨的产品，而容易忽略了价格下降的产品。因此，我们的感受有可能与CPI涨幅数据之间存在差异。

还有一个例子，经常有人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偏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容易受高收入户的影响，一个高收入户的收入可能相当于中低收入户收入的许多倍，不管是高收入群体的扩大，还是原有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会被拉高。这会让一些低收入群体感觉到他们的收入被“平均”了。因此，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数确实有一些局限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统计局也发布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它是按照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顺序排列的，不受高收入户影响。所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与部分群体的感受不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统计部门在造假。

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不一定正确，请大家批评指正。作为一名统计工作者，我认为必须保持开放的态度，同时勇于接受挑战。如果挑战者的观点正确，我们应该及时改正；如果不正确，我们需要解释清楚。

非常感谢伍老师和黄老师的客观评价与肯定，这对我今后从事统计教学和研究工作也是一种鼓励。

整理：何又夕 | 编辑：王贤青 、白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