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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大鹏

对于想了解科研进展的普通公众来说，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去查阅专业的学术期刊，因而基于科研论文而产生的科学新闻就成为公众获取科技信息，了解科研进展的重要渠道。对于学术期刊而言，以科学新闻的方式传播和扩散有关的科研成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科普的功能，同时也有助于提升相应科研成果的引用率，这在实证研究方面是有研究结论支撑的。而对于科学新闻的生产来说，基于科技期刊上发表的经过同行评议的科研论文而生产出来的内容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其科学性，同时也能够满足公众的相关需求。

从上述角度来说，科研论文与科学新闻的有效衔接应该成为一个“惯例”。而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科技期刊也都采用了这样的模式，那就是对通过同行评议的科研成果发表之前，将准备好科学新闻稿件以各种形式提供给媒体记者，并且协助媒体记者做好相应的采访工作，这种模式可以在科研论文发表的同时最大化地扩大传播效果，抓住公众的关注度，扩大科研成果的影响力和知晓度。

实际上这其中还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原则，也就是英杰芬格规则。该规则是由《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编弗朗茨·英杰芬格在1969年提出的，大概内容是说，在科技期刊未发表科研论文之前，不宜通过媒体对科研成果进行宣传。换言之，媒体上报道的科学新闻应该基于同行评议后的科研论文。当然这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种做法，因为从做出科学发现到发表科研成果，期间要有一定的时间延迟，但是媒体则追求科学新闻的独家和首发权。因而一些科技期刊采取了设置“限时禁发”的制度，以确保对科研成果的相关新闻报道要以科研论文的发表为基础，当然也就有了随后的“无论文、不新闻”的具体实践。当然，随着媒体发表节奏的加快以及自媒体的蓬勃发展，“限时禁发”制度的时间延迟越来越短，甚至科学新闻可以做到与科研论文同步上线，但是无论如何，对科研成果的报道还是要基于科研成果的发表。

但是，现实情况下，我们会发现一个背离这种原则的现象，那就是一些科研人员绕过科技期刊或者绕过同行评议，直接以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向媒体和公众“公布”科研成果，当然这其中涉及科研成果首发权的问题，但同时也给科学新闻的生产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比如斯坦利·庞斯和马丁·弗莱西曼并不是通过科研论文而是借助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对外宣称他们在室温下成功地完成了冷核聚变。而最近的例子莫过于，今日韩国物理学家团队在预印本网站arXiv上传了两篇论文，宣称发现了首个室温常压下的超导体。虽然科学界对这一情况相对冷静，因为有关室温超导的“乌龙”，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个“乌龙”再一次给金融界，尤其是投资圈带来了震动，“资本市场被引爆”，甚至有人调侃说，“目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金融圈多次攻克重大科学难题，而科研圈总是跟不上之间的矛盾。”这种说法虽然有戏谑的成分，但是也说明了当前科研成果发表与科学新闻生产之间的张力。

其实在这一轮的媒体报道过程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值得品味的现象，当然也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做好基于科研成果的科学新闻生产。

首先，科学媒体化现象越来越明显。科研成果不再停留在只发表在科技期刊中，更加追求在公众中的知晓度，因而一些科研成果采取了某种意义上的“亲媒体”做法，甚至让科研结论变得更加“性感”，毕竟每年有大量的科研论文被生产和发表出来，而为了得到媒体的宣传与报道，它们也需要“走出深巷”，而媒体在生产科学新闻的过程中则需要对科学媒体化现象保持警惕，在选题方面可以征求相关领域不存在利益冲突的专家和科研人员，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地报道科研成果。

其次，自媒体压缩甚至避开从科研论文到科学新闻流程。为了第一时间抢占首发权，一些自媒体账号会避开或者跨过新闻生产的常规流程，甚至是采用一些夸大其词的方式来吸引关注，因而需要规范科学新闻生产的流程，提升相关从业者的科学素养，确保为公众提供真实准确的科学新闻。

再次，需要强化科学共同体的作用和责任。科研成果从发现到发表再到传播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科学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发挥同行评议等作用，确保优秀的科研成果得以发表，并与媒体密切合作，扩大成果的公众知晓度，同时积极践行英杰芬格规则，确保科学新闻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